“我一生从事中日翻译工作，迄今为止，参加一小时以下的中日翻译近10000次，两小时以上的中日翻译约6000次，过去十年来发表有关中日关系史的演讲200余次。中日翻译，意味着中日有交流、交涉、谈判的需要。通过这个工作，我与日本各界要人都有接触，其中担任过首相的就有20多人。”

　　周老曾亲历过中日关系恢复的进程，并有幸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对周总理的温和敦厚十分钦佩。周老晚年一直坦言，自己的翻译水平在同僚之中算是差的，而且在出席公开场合中，曾犯过几次错误，但周总理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还耐心细致的教导他，为他开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一开始，周斌不愿意学外语，他最擅长的其实是数理化，周老自己也坦言：“那时候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学了没什么用。”

　　尽管嘴上说着不愿意学，但周斌在外语上是具有相当天赋的，学习成绩也很不错，虽然从本心来论不愿意学外语，但那时候国家缺乏外交上的人才，周斌仔细思考之后，决定还是服从分配。

　　当时的北大东方语言系一共有9个外语语种，分别是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朝鲜语、印地语、缅甸语、阿拉伯语。

　　几种语言到底该学哪一种？周斌一开始也发愁，后来看到新闻上尼赫鲁访华，觉得那时候中印关系比较好，学习印地语应该是有用的，所以就报名学了印地语。

　　图1970年10月，周斌（左四）与蔡子民（左一）、荻村伊智朗（左二）、徐寅生（左三）合影

　　“我绝对不能学日本语，我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啊！我父亲在南京的砖瓦厂当卡车司机，死于南京大屠杀，母亲是苏北的农民，也死于日军刀下，我那时还不到5岁。”

　　周斌在这件事上态度非常强硬，即便党支部书记、副书记轮流来劝他，希望他改变主意，但周斌打定主意不学日语，还对来人说：

　　“我什么都可以听党的话，就是不能学日语！来东语系，不学数理化，我听党的。但是这事，总得尊重我的选择吧！”

　　图1970年国庆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前排右一）在城楼上，他的身后是周斌

　　周斌渴望通过一系列的举动，来改变党组织对自己的安排决定，但也没什么用，最后书记直接拿出撒手锏：“你是个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决定。”

　　后来周斌才注意到，原来当时东方语言系每个专业都要派一个党员去做团支书，印地语专业已经有了一个，唯独日语专业没有，党支部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让周斌去。

　　即便周斌最终选择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但对于学习日语他依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直到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1955年，周总理陪同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做演讲，但北大师生当时对吴努的演讲并不感兴趣，主要是想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拗不过全体师生的意愿，于是上台做了5分钟的讲话。

　　“我敬爱的朋友周恩来先生，他不相信佛教，而相信从遥远欧洲传来的一个主义，但是我不怪我的朋友。他不是对佛教有成见，而是他没有切身体会到佛教的伟大。如果周恩来先生能在缅甸生活一年半载，一定会像我一样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不仅要在中国贯彻，而且将来在世界上与各国的交流，我们也要贯彻。有些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发表。有些国家攻击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完全是说谎，今天乌努先生不就讲得很好嘛！至于乌努先生希望我成为一个佛教徒的美好预言，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我遗憾地告诉你，因为30年前我经过严格的比较和选择，我挑选了从欧洲传来的主义，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金年会娱乐平台登录“

　　那时周斌就站在台下，亲耳聆听周总理的讲话，如同醍醐灌顶，那时的他不仅仅是被周总理的语言和智慧深感折服，还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周斌暗暗下定决心：

　　“既然答应组织上学习日语，将来要当日语翻译，我将来一定要站在他身边，为他做翻译。”

　　学习日语，周斌其实是半路出家，为此在校学习期间，不得不加倍刻苦努力，甚至学到了神经衰弱，就连朋友约他出去玩儿，他都没有出去，周斌很清楚一个道理：

　　周斌在学校学习了三年日语，到1958年毕业，全部的十八门必修课都是满分，毕业时系主任季羡林教授握着他的手激动的说：“小周你替北大东语系争光了，1946年创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全优生。希望你到外交部以后继续加油。”

　　尽管已经足够的优秀，但周斌依然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先天不足，一直到晚年八十多岁了还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把刻苦学习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下来。

　　周斌进入外交部后，被分配到亚洲司日本处工作。周斌到日本处工作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少，主要局限于中国那时尚未和日本建交。

　　为了恢复同日本不正常的外交关系，对日工作一直是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主要的日常工作则是由外办副主任负责，本身就是在日本长大，熟谙日语，是中国头号的日本专家。

　　图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欢迎田中角荣首相一行，并检阅三军仪仗队

　　周斌心里很清楚，学习成绩出众，不代表就能翻译好，需要有更多的磨炼，当了一段时间的见习翻译后，周斌被提拔为正式翻译。

　　中日尚未建交的年代，虽然官方尚无往来，但是中日双方的民间组织经常进行沟通交流。

　　一次，日本各界名人组成了一个民间代表团来中国，在1000多人的政协礼堂做报告，日本友人一开始谈的都是日本的工人运动、农动、妇女运动，这难不倒周斌。

　　日方民间代表最后一个上台的是一个住在京都的、德高望重的日本高僧，已经91岁高龄，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周斌在他上台发表讲话时，曾特别询问：“能请您将您的发言内容和我说一说。”这位日本高僧回头一笑：“周君，凭你的日语，毫无问题。”

　　周斌也觉得对方都说没问题，那应该就是没问题。结果上台以后，差点出了洋相。

　　这位高僧演讲时，引用了大段的佛经，周斌没接触过，基本上没办法翻译，只能听懂个别一些词汇，急得在台上抓耳挠腮，当时就坐在他后面，及时发现了周斌的窘迫。

　　的宽容让周斌十分感动，周斌依托于这位高僧的讲话，说了大段的世界和平、中日友好的话，没想到的是，听众听得热烈鼓掌，高僧谈兴很浓，本来规定只有20分钟的演讲，一下子讲了40多分钟。

　　周斌一听顿时觉得自己有了差距，因为他只听得懂30%。看出他的心情，只是习惯性地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说：

　　不过在一些一般场合下，这样当然没问题，但给周总理做翻译，就不能胡编了，尽管周总理对外语并不精通，但他能听懂大概，早年在南开求学时，周总理就学过英语，之后法国留过学，又懂得法语，关键是周恩来19岁时还到日本留过一年学，懂得日语。

　　图周恩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一行。前排左二为，后排右一为周斌

　　日本自民党一位老政治家来中国，谈中日民间的交流，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郊区的密云水库，看看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前一天周总理就嘱咐好了接待班子，明天请客人先上火车，我一到火车立马发动。

　　周斌才刚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不大能理解这个“立马发动”是什么意思，等到第二天，周斌安排四名日本记者先上了车，结果记者见周总理还没有来，就想下车先转转，周斌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让下去了，结果周总理的小车来到火车站，上车后直接吩咐开车，四名记者来不及上车，站在站台上大喊。

　　等到了地方，周总理进了会议室，发现没有日本记者，立即严肃地问：“是谁安排的。”周斌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是我的失误，没想到您从汽车上下来走上两步就上了火车。”

　　周总理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他，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小同志，你没有经验，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不过，周总理后来选了周斌当自己的日语翻译，虽然并没有过多的说明缘由，但周斌自己分析，不是因为语言关系，而是因为知识储备，长期从事外交工作，让周斌养成了过目不忘的本领，不仅仅是能够将日本一些情况信手拈来，就连其他一些情况，也可以说得八九不离十。

　　图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等人参观上海马陆人民公社（左一为周斌）

　　“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是不是请哪位同志先把这次选举的情况总体介绍一下，各个党得票多少，占多少比例，比上一次增加、减少多少，先讲个十五分钟。然后我们再讨论。”

　　可大家都是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先开口，也难怪几人犯迷糊，日本基于国情，大选的情况十分复杂，有自民党、社会党、公民党、，再加上社民党，每个党派的参选情况都要讨论。如果手上没有一份详细的资料，还真不好开口。

　　周斌站起来侃侃而谈，从这次日本大选每个党派参选的人数，所得的票数以及一些主要特点详细地讲了一遍，等讲完以后，周总理饶有兴致的看着周斌：“小同志，你很不错嘛。”

　　还有一次，苏联部长级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到日本东京去参加苏联商品展览会开幕式，一下飞机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骂中国，周总理十分气愤，一进门就急匆匆的召集大伙开会，还吩咐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立即组织文章批判。

　　“这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叫什么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谁想得起来？”

　　周总理一个问题，在座众人又是面面相觑，没人答得上来，还是周斌主动站起来：

　　“总理，叫瓦西里·诺维科夫！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刚过四十岁，就当上了部长会副主席，负责对外贸易。”

　　1972年是新中国外交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不仅仅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连日本也积极推动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经过多年的磨砺，周斌在外事工作上，可以说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就在1972年中日招待会上，周斌却在翻译上犯了一个小错误。

　　大约是因为前一天忙了一个通宵，招待会一开周斌的精神就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日方木村先生出席招待会时致辞，周斌在翻译过程中，竟然漏翻了几句话：

　　“中国人民高举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才使日中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开花结果。”

　　出现这一问题以后，周斌自己还猛然未觉，坐在主桌上的翻译、好友小唐已经听出了不对劲儿，赶紧跑到台下大声地提醒他，周斌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出了错误，冷汗刷的一下流了下来，为了挽回错误，周斌只好向众人坦诚，自己刚才漏翻了两句话，并加重语气做了补充翻译。

　　图周恩来总理与（右二）、王国权（右一），左二为周斌、后排两人为速记员。

　　“我不该粗心大意，造成了这么不好的影响，今后一定认真汲取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看这不是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招待会即将结束，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唯有他这个当翻译的，像走马灯似地忙上忙下，至今没有动过筷子，滴水未进……”

　　周斌一听总理为自己如此解释，顿时激动的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他赶紧控制了一下情绪，鞠了个躬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继续翻译。

　　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周斌深深地知道，周总理为中日邦交做出的努力，即便是到了晚年，周斌依然记得当年周总理说过的话：

　　“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日两国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现在的两国关系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恢复到健康发展轨道上来。我们应该向伟大的前辈政治家学习，使中日关系回到和平友好条约的原点上。我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人生大概还有十年时间，但我愿意为中日关系奉献力量。我愉快地度过每一天，人虽然住在上海，但心的一部分留在了东京，时刻关心着日本和东京发生的事。希望现在取得政权的自民党政治家们能够学习前辈的政策，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周斌牢记周总理的教诲，始终致力于对日友好，他在驻日大使馆工作期间，经常去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会馆，了解详情，后来核对会馆廊下的代表名单，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他认识的，这种非凡的记忆力也让许多人惊叹，周斌一度被认为是认识日本人最多的一个人。

　　对于日本，周斌尽可能的对他们的喜好进行了解学习，尽可能的丰富自己，以便于双方能够更好的沟通，也正如他在回想录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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